 虽然于十多年前已获颁CBE勋衔，变获香港大学颁授名誉法学博士，吴树炽博士对此不以为然，更豁然道：“我做事不是为了追求名誉，一切皆是由心而发的。”难怪年届八十岁的他，一提到各种社会服务事项时，脸上便不其然泛起一种充满活力的阳刚气息。
生于忧患
吴博士出生于内忧外患的年代，自小便跟随父亲四处居住，因而学懂六种方言，且说行很流利，由引可见他聪颖之处。
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扣，未能即时学以致用，却因懂当地方言而受聘为护送物资的官员，此工作虽然危险，但为了服务国家，吴博士没有半点怨言。
着重文化
有一次，吴博士跟鲁平先生一起用膳，他对鲁先生说：“人有两个袋，一是口袋（财富），另一是脑袋（智慧、知识），两个袋都必须平衡发展。”吴博士是一个爱好文化的人，他有感香港人似乎将干劲发挥于赚钱方面，却忽略放眼世界吸收更多的知识。
其实我们应该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，才能令后代比自己更加好。正由于此，吴博士对推动文化一直不遗余力，他历任推广中文运动工作委员会主席、大学及理工拨款委员会委员、香港演艺学院创院主席、香港演艺发展局主席，及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主席等，努和令香港摆脱以往文化沙漠的恶名。
出任立法局议员期间，吴博士在立法局提出推动文化，虽然获得三任港督的支持，但遇到的阴力仍不少，因当时很多立法局议员都不赞成花费公币于文化活动上。幸而现在的人们观念已经改变，很多文化活动已不胫而走。
投身印刷
吴博士的家族生意广及纺织、五金、机械、电子等数不胜数，为何他会选择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印刷业务的方面呢？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人，当财富增加后，第一件事想到的便是给予子女更好的教育；如对教育的需求增长，印刷便自然兴旺起来，所以他将其他业务交予子女打理，自己全力赴于印刷业。
吴博士跟印刷业连上，是源于50年代为美国
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School编译及出版一本机械工程的课程讲义，于是跟曾先生（Mr.Tsang
Kee Kim)交了朋友，合作完成了这项需要柯式印刷技术的工作。
及至60年代，大日本印刷计划在香港发展支部，曾经与多间印刷公司洽谈合作均谈不拢，后来广东银行的霍氏向大日本印刷推介吴博士，因他曾负责制作柯式印刷书刊的工作，所以一拍即合，正式展于他漫长的合作关系。
事实上，香港当时的印刷业仍停留于活版印刷的技术，大日本印刷的来临，为香港印刷业引进了各种新技术和管理方法，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。
发展四色
大日本印刷在港开厂初期，只得四台单色及双色的印刷机，后为为了拓展业务，吴博士于66-67年向银行贷款80多万元，购入第一台四色印刷机。然那时适逢暴动，日本方面恐怕员工罢工而影响业务，故吴博士亲自与员工商讨，答应在厂房天台饭堂拨一天井予员工集会，但厂房内不能张贴大字报，员工感到吴博士有道理，于是达成协谈，没有停工。
吴博士除将四色印刷带进香港外，大概在82至84年，他也将四色印刷技术引入国内，印制彩色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，他更特于伦敦购买了该套印制，与三联书局合作出版，当时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的王仿子先生对此非常欣赏，吴博士也感安慰。
争取权益
问及印刷业在立法局的声音是否很细小？吴博士直言是有此情况，然他出任立法局议员期间，也不忘为印刷业争取权益。业内中的“联保”便是吴博士在立法局中一力解说。现在除印刷业外，没有一个行业能为自己同业做保险的，吴博士可谓居功不少，但他却谦称这全靠业界的基制良好。
吴博士补充道，身为立法局议员是代表全港市民争取权益，而不是单为印刷业的；然而，若印刷界想于立法会争取席位，必先继续做好自己，才能在专利号行业中突显出来。
印刷教育
在培训印刷业人才方面，吴博士除在其印刷厂内提供在职培训外，在出任职业训练局印刷业训练委员会主席期间，他花了不少时间及精力，不厌其烦的游说政府建立一所印刷训练中心，终于政府只拨了8万元坚巷拨出一幢相当残破的旧楼，予经与办印刷训练工场。然而8万元的经费，一半已花于重修楼宇，剩下一半实不足够购置应有的设备，幸好得到业内曾先生等人士的热心帮助，捐出一些旧机器以作训练教材。由于印刷工场的成功，后更争取到在观塘工业学院开设印务系，并请了Mr.Bob
Harper为系主任。
至于争取开办印刷学位课程，吴博士所谓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，以死缠不休的方式，更可直问有关方面，为何演艺界也有学位课程，但是印刷界没有？是否印刷业不及演艺重要呢？
于香港印刷业商会60周年晚宴中，吴博士跟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女士谈过有关问题，陈太对此也感奇怪，更表示会与吴博士会面并跟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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